1965年7月1日，北京西郊玉泉路西侧，两棵高耸入云的白果树下，一场庄重而隆重的仪式悄然展开。

这次仪式堪称划时代的里程碑，朱德、邓小平、彭真、罗瑞卿等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齐聚于此，铁道兵战士们整齐列队，现场掌声雷动，气氛庄严肃穆。

四周悬挂的横幅上赫然写着“开工典礼”四个大字，但这绝非普通的开工活动，而是北京地铁一期工程的正式启动仪式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，这样的规模和规格在中国交通建设史上前所未有，意义非凡。

有趣的是，这场盛况之后很少见诸公开报道，仅有新华社、《人民日报》以及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镜头做了内部记录，资料被列为“内部参考”，保密不公开。

那么，为何领导人齐聚，却不允许对外透露这一重大事件？

北京地铁的构想最早可追溯到1947年8月，当时北平市长何思源主持制定了一份城市规划草案。在这份草案中，他提出“表面要北平化，内部要现代化”的发展理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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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重要一条便是建议在北京西郊五棵松一带（日伪时期遗留下的新市区）和北京城区之间修建地下铁路。

这便是北京地铁最早的文字记载，距今已有近80年。彼时，日本侵略者刚刚投降两年，北平刚刚从战乱中恢复，城市交通尚未达到现代拥堵程度，但何思源已敏锐洞察到，地下铁道是未来城市交通的必然方向。

然而，国民党的腐败和当时技术的限制，使得这一设想难以实现，更多成了纸上谈兵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这一蓝图获得了新的生命。

1951年7月，北京市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，代表朱长江和曹济洲提出建议，认为“城内铁道应改为地下铁道或移至城外”，这为地铁规划提供了民意支持。

1953年9月28日，北京市委发布《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》，明确指出：

“为了提供城市居民最便利、最经济的交通工具，特别是为了适应国防需要，必须及早筹划地下铁道的建设。”

这是新中国首个正式提出地铁建设的官方规划文件，标志着北京地铁从设想进入政府议程。

当时北京市委书记、市长彭真亲自向毛主席汇报，他说：

“北京建设地下铁道有必要，有助于缓解交通压力，在帝国主义威胁依然存在的今天，地下铁道作为防空设施也极其重要。”

毛主席听后点头赞许，表示：

“不仅北京要建地铁，天津、上海、沈阳也都要建，很多地方都得建。”

他停顿了一下，豪迈地补充：

“现在你修二十公里、三十公里算什么？要一直修到天津去！”

毛主席当时的远见卓识令人敬佩。五十年代，他已将目光投向现代城市建设全局，而如今地铁已成为中国大城市不可或缺的交通方式。

地铁的战备功能引发一个关键问题：线路的埋设深度。

从1956年1月开始的线路勘探设计，到1962年规划暂停，再到1965年重新启动，埋深问题始终备受争议。

历时六年零九个月的勘探设计，提出了31个方案，其中有三套较为有代表性，但核心争论聚焦在“深埋”与“浅埋”两派。

深埋派主要基于冷战背景下的国防需求。

1956年10月9日，苏联地铁总工程师巴雷什尼可夫率专家组抵达北京，带来了莫斯科1931年地铁建设的经验，强调地铁必须具备“三防”功能：防原子辐射、防化学武器、防生物武器。

苏联防空科学院专家估算，隧道需埋深90米才能抵挡一万吨当量核弹爆炸，但根据1957年美国核试验，100万吨当量核弹爆炸的弹坑深达240米。1960年代，核弹当量已达2000万吨，依此比例计算，地铁埋深需达4800米，远超现实可行范围。

浅埋派则主张兼顾交通实用与经济可行，认为深埋成本高昂、施工复杂，北京地质条件也不支持如此深度施工。

1960年5月，中国进行实弹试验，使用当时美国最大常规炸弹1500磅，爆炸后弹坑深约8米。试验结果表明，埋深10至20米即可抵御常规轰炸，满足战备与交通双重需求。

最终，中央在1960年5月决定采用“浅埋明挖”方案，结束了长达七年的争论。

1956年7月20日和8月18日，北京市委两次向中央请示地铁筹建问题，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、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批示：

“关于北京地下铁道筹建问题，同意暂由北京市委负责。筹建所需行政技术干部，北京市解决不了的，可由铁道部、地质部、城市建设部等单位抽调支援。”

批示下达后，迅速组建了一支60余人的团队，其中工程技术人员超过40人。同年10月24日，北京地下铁道筹备处正式成立，隶属于北京市建筑工程局，副局长刘德义担任主任，这是中国首个专门负责地铁筹建的机构。

随后，苏联专家也参与了中国第一条地铁的建设。

苏联专家的到来为筹备工作注入宝贵技术力量。

巴雷什尼可夫一行五人不仅绘制了地下铁道路网规划图，还举办了19场地铁工程讲座，培训中国工程师两个多月，留下丰富技术资料。

1958年8月18日，铁道部北京地下铁道工程局成立，陈志坚任局长，刘德义为党委书记。

1960年2月，国家成立地下铁道修建委员会，专责审定勘探设计及施工中的重大问题。

正当蓝图即将变为现实时，1961年经济困难爆发，原定于7月1日开工的工程被迫延期，6月铁道部指示暂缓施工，11月3日中央决定暂停，筹备团队解散。

1962年上半年，代号“07”的工程也被撤销，北京地铁建设梦想一度搁浅。

直到1965年1月15日，杨勇、万里、武竟天向彭真、李富春提交报告，提出“适应军事需要，同时兼顾城市交通”的方针，建议“浅层埋设，加强防护，通向山区”。

这份报告送达毛主席处，2月4日，毛主席批示：

“杨勇同志，你是委员会的统帅，望你精心设计、精心施工，建设过程中会有不少错误和失败，要随时注意改正。”

这句批示如春风化雨，推动地铁从蓝图走向现实。

1965年7月1日，玉泉路西侧的开工典礼隆重举行。仪式结束后，在解放军政治学院礼堂召开干部大会，彭真指出：

“主席很关心，中央也很关心，这个工程有历史意义、军事意义、政治意义。”

罗瑞卿补充道：

“现在修地铁调动了一个师，必要时我还能再调两个甚至三个师。”

此次开工典礼规格极高，按理应是全国性大事，但因工程具备战备性质，整个过程严格保密，仅限三家媒体记录，影像资料至今未解密。

北京地铁工程由杨勇亲自挂帅，动员铁道兵12师两万余人，加上地铁工程局及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共计四万多人，昼夜不停施工。

一期工程全长23.6公里，设17座车站和一座地面车辆段。

1969年9月底，历经四年零三个月的艰苦奋战，北京地铁正式建成通车，结束了中国没有地铁的历史（该线路并非今日完整的1号线或2号线）。

1969年9月28日，北京地铁通车当天，周恩来总理指示不举办通车典礼。

此决定原因包括国庆20周年筹备繁忙、战备工程保密需要，以及自主设计施工技术经验不足，运营安全尚无把握。

地铁通车初期以内部参观方式开放，9月28日起接待国庆观礼代表和外国来宾。

1970年8月5日开始，有计划地免费向公众开放，限每日2500人。

1971年，北京地铁开始凭单位介绍信售票，票价1角。5月份扩大售票范围，12月27日实现免证售票。

一年内，地铁累计接待群众超过800万。随后北京地铁不断完善发展，逐步成长为如今的庞大网络。

1965年的那场开工仪式虽无声无息，却极具震撼力。四万多人的辛勤汗水铸就了这条23.6公里的地下生命线。作为现代大城市最普遍的交通工具，几十年前的地铁建设标志着社会和交通生产力的一次巨大变革。那些为地铁事业付出的人们，与地铁共同成长，也深深镌刻在人们心中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